苏州恒泰配资谢同裕：造反派赴京请示，顺道免费旅游

作者简历：谢同裕，1950年出生，安徽无为人，曾就读无为一初中，无为师范和安徽劳动大学。当过中小学教师、县函授学校教师、政府机关干部等。

原题

文革中的赴京请示汇报

是一次免费旅游

革命大串联

文革初期，为了交流各地革命经验，点燃革命火种，1966年8月，在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之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红卫兵“革命大串联”活动。

起初的大串联是免费乘坐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各地设立“革命大串联接待站”，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

不久又号召徒步串联，再不久革命大串联落幕，各地撤销了“接待站”。

1967年过年后，大串联停止了，我心里十分懊恼，懊恼的是一次出门免费旅游的机会失去了。只能听听外校的高年级同学们说说在大串联时到了全国各地的见闻和趣事。

在当年劝返时，有的人还能继续在外旅游，他们的办法是五花八门，各显神通，有的和外地学生互换大串联介绍信，又能跑好远好远。有的在外以返程缺钱为由，到当地接待站借钱，写借条上的名字，都是自己所在学校校长的名字，到后来接待站就追不回这些借款。

参加造反派

1967年初，无为县开始组建“造反派”时，我也拉了几个人，组建了“12.26捍卫毛主席战斗队”，天天印些传单在街上散散，做做革命宣传。游行时，打起那面大旗跟在造反派的游行队伍里壮壮声势。

不久，县直单位已经形成两派互斗，一派县总指（拥派），一派革联站（轰派）。县总指是以县直机关干部为主，拉上建筑公司、农具厂工人，这些工人游行就戴上笆斗帽，人称“笆斗兵”。革联站是城内四所中学（无中、一中、二中、师范）的革命师生、县医院医生及少数机关干部，工人只有白茆区拖拉机站和巢湖汽车4队（即无为车队），两边的造反派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县总指设在县政府大楼，革联站设在县工商联办公室（后来移至无为中学办公）。两边力量明显不平衡。每次游行，县直机关干部和笆斗兵的工人队伍浩浩荡荡。革联站的学生红卫兵只有无为师范学生齐全，两个班，百把人，几个中学学生，都是城里人，在家里吃住，一时有事无法聚齐，县拖拉机站太远，在三官殿白茆区洲上，无为车队工人天天有出车任务。由于人数和气势上占不到优势，革联站头头们想去省里寻求支持。

去合肥安徽省政府

和革命造反派求助

1967年5月份，我们一直行数十人去合肥求助。

巢湖4车队（无为车队）的师傅用客车把我们带到合肥，去安徽省政府接待站，接待站安排我们到安徽工学院住宿。

当时，政府接待的任务很重，一时半会轮不到我们，隔几天，我们又搬到合工大教学楼住宿。

合工大有个露天游泳池，这是我们乡巴佬第一次见到的标准游泳池，记得无中邢庭华一见到那么好的水，一个跃式入水，水不深，他肚子在水里啪的一声，打得通红。接下来他们几个代表就在等待着省委省政府接待站接待，也想与合肥的造反派建立联系，也是无果而终。

怎么办？无为县人民银行符建，合肥人，革联站头头，想了个办法说：“我们人单力薄，需要上面支持，我们就直接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去求助吧”！建议我们派几个人去北京，这正好踢到我兜里去了，1966年的大串联，我还没去过北京呢？

踏上北京的旅途

我们一行七人，各个单位都有（县卫生防疫站、无为师范、县水产公司、无为一中、无为中学），符建带我们在合肥火车站绕道送进了站台，又送上开往蚌埠的火车。

车到蚌埠，怎么北上，是个问题。我和六个人分开了。我趁列车员没注意，上了开往徐州的火车。到徐州是晚上，下车出火车站，我要吃东西，也要等他们。在火车站外面买了点吃的。

当时已经是5月底，徐州的夜晚，上半夜热的很，没事跟一个穿着整齐、却是孤独一人的学生模样的孩子搭讪聊天：他是一个北京初中学生，年龄和我相仿，父母批斗被捕，他南下寻找亲戚避难的，他很茫然，也不知道能到哪里去投靠？没有归宿，只好漂泊在外，走一步是一步。

我因为要去北京，也无法跟他结伴同行，其他也没细问了。

下半夜还是有点冷，我没带什么衣服，就一件春秋衫穿上身，还冻得我牙齿直打颤。我们两个困了，各自睡在火车站外面的屋檐下。

天还蒙蒙亮，我在徐州火车站外吃了早饭油条和小米粥，第一次吃小米粥很香，好吃。垫饱了肚子，身上也不冷了，我再次混进徐州火车站，后面另外六个人也到了，他们说，是买蚌埠最近一站的符离集票，短票长坐，坐火车到徐州终点站，当年车上也不查票。

还要北上，水产公司的瘦子老吕跟上我，又上了一列开往济南的火车，走一截是一截。

车到济南，火车站大喇叭播送着声响：“有去北京的旅客请上第某某次列车。”我们心里大喜。原来是济南军区司令员王效禹给中央施压，这是后来知道的。

火车到了终点站天津西站，不走了，瘦子跟人流下了车，自己想办法。

我有点急。也不是十分急。其实在济南至天津的火车上，我和几个河南开封的学生混熟了，他们有北京市中学生返京证。我们一下子拉上了关系，这几个小子就是玩，我必须盯着他们。

过一会，火车要入场，又开动了，空空的车厢里只有我们几个中学生。火车又到了天津北站。

这几个孩子下了车，翻过围墙，去旁边的一个湖里游泳去了，看来他们十分熟悉这里的环境。我只能在火车里等着，他们玩够了，上了火车，过了一会儿，火车又开动起来，到了天津火车站。

这列火车还要等，孩子们说别急，车子大概明天早上三四点出发。回头火车站再见。

我下了车，看看时间，晚上9点，天津没来过，要出去看看天津市区的景色了。

天津站不远就是天津市市中心，店家都关门打烊了，夜里已经没什么人走动，大街上冷冷清清。

一路晃过去，看看劝业场建筑物上的大钟已经指向11点了。劝业场、海河大桥上霓虹灯闪闪烁烁，十分壮观。

逛了一会，心不落实，又返回火车站，坐进原来的火车，扒在火车上打瞌睡。那几个孩子也累了，乱躺在座椅上睡着了。

突然，听到火车窗子外面的站台上熟悉的口音，后面五个人和瘦子碰面了，他们还是买短途，坐到终点站，也正在为进京发愁。

我下了这列空车厢告诉他们，开封几个中学生有返京证，可以跟我们一道上车，他们大喜。不是遇到我，可没有“买短乘长”的机会了，必须自己掏腰包买票才行。

早上四点，列车员把我们全部赶下空车厢检票了，检票时，开封的孩子们出示了北京市中学生返京证，上面有十来个人名字，我们一个个依次上车。

加上后面六个人，显然要多出几个人来，无中的邢庭华有点办法：他站在车门口，跟着列车员数数，硬是七搅八赖的，把后面几个人全部拽上了这列火车。

火车开动了，路途不远，车速很快，华北平原灰楚楚的，虽说是初夏，少有绿色，只见一座座土平顶屋飞逝而过，火车沿途只停靠了廊坊一个站。

1967年6月6日上午5点，火车到了北京火车站，我望着东边冉冉升起的红太阳，西首就是天安门广场，心里十分激动。北京，我们终于来了。

在和开封的那几个孩子们道别后，我们就分手了。

在北京的日子里

等候首长接待

首都接待站设在天安门东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出火车站几步路，我们这些人一个个望着天安门，不愿离去。

邢庭华说，“我们来是请示回报的，有空再过来玩，先把住宿搞好”。住宿安排在东直门外左家庄，这是一个住宅小区，酱红色的房子新簇簇的，才刚刚建好，腾出接待用。

等待接待要等到二十多天后，在接待站每个人领了二十多天的餐券后，我们就乘公交车直奔左家庄，在那里领到了草蓆子和毯子，安排好男女住宿区，然后准备细细的在北京游览了。

我第一天去天安门广场，卫生防疫站医院小周和我同行，坐公交车一直从东直门到达天安门广场下车。

我包里揣着一张北京市交通图，是我二哥在上年大串联来北京买的。我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细细转了一圈，一直走到前门和东交民巷外交部及外国大使馆区。

广场竖立5座巨大的彩色画像，除天安门城楼是悬挂在毛主席画像外，靠东西长安街两边是马、恩、列、斯画像，广场南面靠近前门是孙先生画像。在孙中山画像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有一大片没有铺设地砖的黄土地，上面稀稀落落种了几棵小松树。

我十分诧异，每次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和全国各地革命师生，人数是成千上万，那么个场地上面都没铺草坪，假如下雨，整个广场还不被踩得泥巴咕烂的？

噢，我猛地悟到，那是为伟大领袖百年之后，留下来的。果然不错，十年之后，这里建成了毛主席纪念堂。

在北京，除了故宫不开放，开放的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我都去了。长城太远，听人说不好看，没得玩头就没去。在故宫拐角一室看了“收租院泥塑展览”。

我没事到处跑，找到南池子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门口大院子里，悬挂着一个戴着高帽子的高鼻梁的英国佬纸糊的画像，用绳子吊住脑袋。这是当时著名的外交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北京高校红卫兵干的，纸扎的画像，形象十分逼真，不愧是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革命师生”做的。英国代办处里的英国佬还偷偷地朝外看着。

在东直门大街的一个闭塞的小街里，我看到了原苏联大使馆，这是北京当时最好的一座外国领使馆建筑物，可见在中国建国之始，中苏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因为后来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大使馆面前的那条连接东直门大街的马路用油漆在地上涂着大大的‘反修路’三个字。大使馆门口站岗的卫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使馆院子里面也有人朝外望着。

由于是闲逛，我绕着故宫走了个大圈子，找到中南海和故宫边上刘少奇住宅，门前贴满大字报，散落一地的纸张垃圾没人清扫。

那几天刘少奇和王光美刚刚受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批斗。刘少奇住宅门口悬挂着批斗王光美的几双高跟鞋，以示王光美女士的资产阶级腐化坠落分子形象。那个年代女士都不许穿高跟鞋，穿裙子，穿旗袍，因为与刘主席出国外交访问的需要，王光美当时才有穿高跟鞋的资格，想不到文革中被红卫兵拿来作为“罪证”来展览。

这张照片上的七个人是我们去北京上访的七条好汉：小周（卫生防疫站职工）、作者（无为一初中学生）、老吕（水产公司职工）、胡桂芳（无为师范学生）、汪开科（水产公司职工）、韩翠云（无为师范学生）、邢庭华（无为中学学生）在北京颐和园留影。

在北京，这几个人除了去一趟天安门广场，天天缩在接待站驻地。卫生防疫站的小周也只知道天安门广场好玩，对别的地方没兴趣。北京颐和园还是我建议他们去的，因为他们六个人不认得路。

我每天出门早去晚归，吃了早饭，摧个馍就动身了，或乘公交车，或步行，中午玩到哪，随便买点吃的，或水果，或小糖。我在水果摊子上买过桑椹，我们家里叫桑树果子，个头大，黢乌的，只有这东西最便宜，二角钱一斤，买一大纸包子。当年吃的食物在外面还买不到，要全国流通粮票。所以照片上的我，看上去人瘦毛长的，像个瘦猴子。

我一个人去看了前门大街，还去了北京天桥大街。那么好的地方，黄土遮天蔽日，一片荒凉。“荣宝斋”居然在那么偏僻的地方。

这时，北京刚刚在建设地铁，拆除了北京古城墙，一大批解放军战士在奋力苦战，我好惋惜那些城门楼即将拆除。当时东直门城楼还在，刚刚准备拆除。我突发奇想，这些砖瓦木料要是能运回无为多好。再重新复原，一定十分漂亮……

6月的北京，黄沙扑面，从左家庄到天安门广场的东直门大街虽然很宽，两侧建筑物还不如无为的整洁，街道两侧的行道树稀稀落落。北京市人们的穿着也很土，一点不‘洋货’（土话，指洋气）。

可能是我天天在外面“海玩”，他们几个人只去了一趟天安门广场，就窝在接待站住地不出门，研究如何请示汇报。

轮到中央接待站首长接待我们这一行人时，县水产公司的汪开科说：“我们这么多人去见中央首长，总不能把行李都拖带着吧，总得有一个人在家帮大家看行李。你年龄最小，三人同行，小人吃亏，你就留在这里吧。”就害得我在住地帮大伙儿看行李而没去成，不知道他们怎么去请示汇报的？什么中央首长接待的，给予什么答复的，后面一无所知。

在北京待了二十多天，请示汇报接待后，必须要返回，返程车票由中央接待站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