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大畏，1950年出生于上海，浙江湖州人。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国家一级美术师。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等。出版作品有《施大畏》《施大畏作品选》《二十一世纪主流画家人物画创作丛书——施大畏》等。
2015年8月7日，解放日报曾刊登对施大畏的专访，现摘登于此。
解放周末：从油漆工人成长为著名画家，您的经历堪称传奇，这样的经历对您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施大畏：由于时代的关系，我们这代人经历比较丰富。我初中的学习过程还比较完整，中间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习，后来就去当了工人，在社会最底层的生活条件下磨炼出了一种意志，这种意志又催生出一种精神，就是坚守自己的爱好。在这种坚守的同时，我获得了很多社会的帮助。
大概是1968年到1970年左右，物质还比较匮乏的年代，我所在的建筑公司在安徽造房子。工程队的队长让我去买一瓶当时非常昂贵的油画颜料，并允许我脱产去画毛主席的肖像。因为晚上要画画，木工师傅特意在我二层的铺位上搭了一个小桌，电工师傅帮我拉了“专用”电灯。这点点滴滴，都是工人师傅对我绘画才能的肯定，直到现在每念及兹，都让我内心涌动起一丝丝暖意和感动。我今天之所以能成为画家，离不开这批朴实的工人师傅对我的认可。如果没有他们，我的坚守或许早就半途而废。
艺术来源于生活，即便在很多人眼中视为“天才疯子”的梵高，也是如此。梵高小时候的理想并不是当画家，而是当一名神职人员。梵高最初来到一家矿区教堂作助理牧师。在那里，梵高用画笔描绘矿工生活，表达对诚实劳动的赞美，这些作品是梵高最初的艺术起步。直到现在我还会经常一个人背着包独自到山区走一圈。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做《高原的云》，讲的是我在陕北高原上看到的农民们，他们面对黄土地，无欲无求——但就是这样一块土地上的人们支撑着当年的共产党。我希望能用自己手中的笔，唤醒社会的良知。
在中华艺术宫当馆长时，面对累计数百万的观众，我时时刻刻会问自己：你有没有欺骗他们？传播技巧上的东西并不是我的责任，技巧外的东西才是观众真正应该关注的，这就是展览以外的历史人文和社会良知。
解放周末：有人说，之所以现在美术领域难出大师，与读书太少有关。画家本人诗书画印兼所擅胜，“多维构建”的画作几乎已成绝响。同时，艺术家缺乏敬畏之心和强烈的社会担当感，也是难以出现大格局画家和有震撼力作品的原因，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施大畏：前两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说美术家更需要看书，我觉得很对。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社会的发展，其实都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拥有的知识不够。我属于50后，重点初中毕业，但是没能去上高中，在当时也不可能完整地去读大学，虽然社会大学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但从知识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代人是有欠缺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工作之余，除了完成专业方面的任务，还一直在看书、补课、思考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知不足所以不间断地学习和思考。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中国要想实现由富变强，到底需要什么？答案是文化。科技的东西是有指标的，文化是没有的，它直接表达了对生命和世界的态度。与此同时，对于创作，我更有一份清醒，有生活的作品才是大作品，只有用真情实感去体会生活才可能出优秀作品。
现在其实是最好的时代。世界开放，视野开阔，条件丰厚，传播平台也是全方位的。但是，艺术家该如何面对这种好的环境呢？有时候，好的环境不一定能出好的作品，这就需要我们冷静思考。从小的层面讲，有市场，我可以把日子过得好一点，这也无可厚非。但是，一旦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人更需要一种心胸。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受到了上一代老艺术家的提携。现在，我们到了他们当年的年纪，也需要有这样一种胸怀。这种胸怀，既是面对作品、面对社会的，同时也面对比你年龄小的艺术家。
解放周末：艺术家要有胸怀，也要有情怀。
施大畏：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1923年写了《文化哲学》，那时的欧洲和今天的中国某些方面很像，他说：“文化就是对生命和历史的直接表达。”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市场化、娱乐化，文化好像突然“消失”了。而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普遍性浮躁。在我看来，生命和历史都需要敬畏。敬畏生命是回到最本质的东西。我们现在太缺少敬畏。
蒋迪雯摄于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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